我一看是他，心情放松下来，叫了他一声“石头哥”。
他好像没听见一样，一本正经地对我说：“贫下中农都在加快社会主义建设，你跑到这儿来睡大觉，是不是对建设社会主义有意见啊？”
我一见他上纲上线，笑了笑，拍拍我的医用包：“我也在建设社会主义，在为广大贫下中农服务。”
他继续说：“态度还不老实，你以为你是谁，地主坏分子，明明是在偷懒，还敢抵赖，一会儿我到大队部告你一状，看你还不老实。”
他仿佛一下子刺到了我的痛处，是啊，我有什么资格建设社会主义，我是社会主义打击的对象。
就连广播也不是给我听的，对农村广播时，总是先说“社员同志们、贫下中农同志们”，从来不说地主同志们。
想到这儿，我站了起来，陪着小心说：“石头哥，我正要给贫下中农去看病，走在这儿感觉有点头晕，就停下歇歇，我这就走。”
说完，我拿起包，匆匆地走开了。
生在这个时代，我不知道自己应该报怨谁，新中国、社会主义，那不是我的，我是代表旧社会的地主阶级，是新社会要扫除和斗争的对象，别看我整天夹着个包像个人似的，可这天不是我的，这地不是我的，我必须时时刻刻夹着尾巴做人，不能乱说乱动。
我恨不得自己生长在闹鬼子的年月，把破布包一扔，我也去打鬼子，轻而易举地就把自己汇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民族事业当中去了，可现在我想汇，往哪里汇，只能低头认罪，甚至一个侏儒都能把唾沫星子喷在我的脸上，我还得陪着笑。
此时，我才感悟到为什么我总是想当流氓，其实我当不当流氓都是流氓，时代已经把我定位在下流的位置上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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